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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树超，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全国职教先进工作者。近年来多次参加国家和教育部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文件和发展战略规划的起草工作，参加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国家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的文件起草和专项材料复审工作。2006年11月参加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专家座谈会。

关于职教开放的话题，可以从温家宝总理今年3月5日在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说起。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职业教育”，“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健全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机制，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用教育部领导的话说：此次政府报告中谈到的职业教育的话题和要求是历届政府工作报告中篇幅最大、最有深度也最有力度的一次。认真、仔细地学习、体会温总理的这段讲话，感受最深的就是职业教育必须开放。我认为，这里的“开放”主要包含了体系开放、机制开放和模式开放三个层面的含义。

温总理政府在工作报告中讲到，职业教育要“建立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机制”，而且把行业摆在第一，企业摆在第二，学校摆在第三。我们也多次在有关职教会议上呼吁，要对《职业教育法》进行修改。因为， 1997年《职业教育法》出台时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推进职业学校的发展，当时规定“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分别由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实施”。时至今日，国家的整个形势已发生较大变化，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已从当初的困境中走出来。有人说，现在的改革等于是把几年前将职业学校从企业剥离又转向学校与企业的重新融合。我认为，这种变革的路径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当时采取剥离政策的背景是国企面临重大困难，此举也是一种选择。而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对这个问题要进行历史唯物论的思考。

举例说来，我们现在所做的职业教育集团的一个重要切人点就是开放职业教育体系，与行业、企业资源整合，与区域内、区域外的学校资源整合。相关研究成果发现：上海职教集团的发展，已从上世纪90年代浅层次的教育资源简单整合性的集团，发展到现在深层次的学校与企业资源融为一体的职教集团。上世纪90年代末的职教集团主要是区域内的数所职业学校合并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联合办学的模式。而现在，职教集团的构建动机已过渡到企业和学校一起办学。目前，在上海，有一个有影响的职教集团，即上海现代护理职业教育集团，其发起单位就是原来的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这个集团最明显的优势就是把医院的护理教学资源整合到一起，学校在整个集团里面只是一个发起单位和运作点。

说到这里，我还想说一下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的实施。今年12月是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启动一周年，该怎么认识这项工程建设的意义?前些时候，我参加一个研讨会，我从文化创意和理念创意的角度出发，设想了工程建设计划进展的三个图象。第一个思考，目前似乎还是一个没有闭合的圆环，这个环闭合的话就是100所示范性高职，因为目前的情况是28所学校已经启动，42所的方案正在论证，另外还缺30所，所以说还没有闭合。第二个思考，我觉得用三层六个圆环来比喻可能更适合：最上层的一个圆环是去年12月份启动的首批28所学校；中间层是两个圆环，一个是正处于方案论证阶段的42所高职院校另一个是尚未确定的另外30所院校；最下层是三个圆环，也就是全国一千多所高职院校。因为国家示范性高职建设的目标决不仅仅是这100所，它要带动全国整个一千多所高职加快改革与发展。第三个思考，感觉六个圆环的比喻还是不合适，应该是个类似“向日葵”的图像：中间的大圆盘是企业，是经济界的产业发展，高职院校是围绕着这些企业的花环，应该是为企业服务的花瓣，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花瓣需要绽放，而整个体系都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因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依据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是产业的发展要求。

实际上这一点温总理的讲话也提到了，就是要“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不难理解，所谓“工学结合”就是学习要和工作相结合，“校企结合”就是学校和企业要合作。我理解，这样的一种办学模式是一个大概念，即办学模式中包含了教学模式。实际上，这句话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办学模式需要开放，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开放，职业教育再也不能封闭在教室里培养人才了。所以，我们提出必须加快实行弹性学制。、学分制。原来我们对国外的学分制、弹性学制还不是很理解，我们所实行的学年学分制，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上的学分制。在这次示范性高职建设实践中，我们更加感受了弹性学制和学分制的重要意义。比如我们提出中职毕业前一年、高职毕业前半年的顶岗实习，而企业面临的问题是不能够一批同时接受全班45个学生，他们更愿意分期分批地接受顶岗培训，比如说第一批先安排15个人，第一批结束之后再安排15人。企业的想法，学校一开始也很难接受，因为那样的话，现有的教学秩序就会被打乱。后来教育部有关领导提出要尊重企业的要求，围绕企业的需要来安排教学实践活动。也就是在这样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学校需要加快实施弹性学制，哪怕企业只需要3个人，也要让这3个人先去，让其余学生继续上课。再有，比如双休日，学校学生都放假了，可这正是旅游等行业企业最需要学生去实习的时候。为此，有专家提出了一个比较极端的理念，即职业教育要“以他方为中心”，实际上也就是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从总体上来看，在社会大转型中的法规制度建设尚未跟上职教开放的要求，因此需要对法规制度进行修订与完善。但在当前法规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学校应该怎么做?可以说，示范性院校建设就是在法规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对学校加快改革发展提出的一种新要求，即作为学校领导班子及主要领导人，有没有整合社会资源尤其是企业资源的能力。换句话说，作为学校领导，如果你具有整合企业资源的能力，你就来创办示范性学校，如果尚不具备这方面能力，就先跟在后面看看人家怎么做。这个问题，我曾跟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进行过探讨。当时就有人说：现在校企合作的法规制度还不完善，热心职业教育的企业会与你合作，那不热心的企业呢?事实的确如此。但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校长因为制度不完善而不愿做，那就先不做，但如果他有能力使企业不热心合作向热心合作转化，那就能抓住国家示范校建设的机会，这就叫政策导向，是中央财政专项的导向。接下来，财政上可能还会有很多专项经费用于职业教育，也就是说，中央财政这次对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导向作用将会对今后的财政专项建设项目具有深远的影响意义。

可以预见，国家示范性高职建设计划实施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它的运行机制，即中央财政专项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推动作用，我们说这就是国家政策的导向作用。事实上，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么做的，这叫资源依赖规则下的政策导向作用，也就是指挥棒作用。我在上世纪90年代考察日本的私立大学时，发现这些学校并不热心向政府要财政投入，理由之一就是担心用了政府的钱，就必须听政府的话，担心学术自由因此而丧失。我们国家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情况是，学校用了财政大量的钱，但是又不想按照政府的文件要求去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市场经济下的资源依赖规则的。因此我认为，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的实际运行，需要不断强化资源依赖的规则。一所学校要申请财政专项经费，要参与示范性院校建设，就要按照国家示范性院校建设计划去做。国家财政部前不久曾透露，未来五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将达到14叶亿，比过去的五年(“十五’’期间)增加10倍，若我们不依照规则力事，又怎能搞好示范性高职建设?

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是开放，应该说，近几年职业教育的成功也得益于开放。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能不能把职业教育开放做好。国务院文件提出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扩大到800万，最近几年每年扩招了近 100万人，今年宣布已基本达到了目标，比预期时间提前了三年，其主要措施就是依托了职业教育体系的开放。国务院的《决定》明确要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毕业前要有一年时间到企业去顶岗实习，也是基于体系的开放。只有开放才能把资源整合起来，开放实际上等于把教育资源扩大了30％。也就是说原来学校里只能供两个人使用的资源，现在可供三个人使用。为什么?因为学生有一年时间到企业实习去了，既扩大了资源的共享性，又提高了学生就业的能力。

有时我们在设想，假如没有遭遇“文革”，我国上世纪60年代的半工半读，以及所推行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现在或许是全世界最好的职业教育模式。但今天，我们希望的是职教的开放度能够更大，和企业联合度能够更高，当然这中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当前校企一头冷一头热的问题。对此我们的设想是能否将企业投人到教育上的钱进行折算，给予企业税收上的优惠，让企业感到对职业教育投入是有直接效益的。这就需要政策来调控。当然我们也应该把这些钱算人到CDP的4％中，因为这实际上增加了财政的投入。做到这一点很重要。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要求行业企业参与，但报告毕竟不是法规，所以我们说要修改有关法规条文。另外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积极鼓励企业参与，比如说组建职教集团就是很好的形式。另外还涉及到考核机制的问题，要构建一个监控运行质量的绩效评价制度。当前国家示范性高职建设计划在这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这些学校自己定目标、自己定考查监测指标、自己检查是否达到目标，然后由专业机构进行全程监控。比如，某校要建设国家示范性学校，计划与100个企业合作，在此过程中，企业的老师过来，学校的学生过去，然后依照这些目标自己进行监控。之后学校进行自我评价，年底由专家组考察他们的自评情况。如果预定的目标大部分没有达到，就不需要专家来检查了，因为那已经属于将要“出列”的院校；如果说绝大部分指标都做到了，就在些做到的指标中进行抽检，对其中若干项进行检验。这种评价方式一经提出，各学校都非常谨慎，因为要对自己的方案、目标和行为负责。今后，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专项投入的使用，大多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提高财政投入的有效性。

应该说，职业教育开放的相关实践已开始慢慢让职业学校尝到了甜头。但现在一个关键问题是后续研究和保障还没有跟上。比如说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是不是就是每天上班?我们说，顶岗实习要有相应配套的学习计划，要有实习教学要求、目标、教师辅导等，但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为此，我们要加强职教科研，建立科研伴随制度。也就是说，假设提出顶岗实习一年的制度，那马上就要有一个研究团队跟进配套，分析顶岗实习有什么好处、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样做更好等等。这就是科研伴随和制度保障。如果有明确的实习计划、要求、目标等，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在职教开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必须要重视职教科研的重要性。

职业教育从一种模式转向另一个模式的同时会遭遇很多阻力，因为职业教育体系开放后，课程体系、教学方式等就要随之调整。最近我随上海职业学校校长代表团到台湾去考察职业教育体系，临返程时，校长们向台湾职业学校校长询问台湾职校与企业合作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合作遇到的困难非常大。我把台湾校企合作的问题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台湾的产业结构在变，二是台湾中等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在变。台湾的情况和大陆有很大不同。我们中等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为产业一线培养技能型人才，强调就业导向和就业率。而台湾中等职业学校的升学率已经超过90％，基本变成了高一级学校的预备教育。有很多指标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专业教学的课时比重下降，原来必须超过60％，现在不到40％。为什么?就是因为升学的要求。但是，尽管台湾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变了，它的职教属性却仍然比较明显，教学过程中的技能教学仍然可以被学生接受。原因在于，第一，职业学校任教的专业教师的职业精神和专业能力都很强。这也是我们当前职业教育模式转型中比较困难的地方，我们的教师比较习惯传统的课堂教学，这其实是一个“路径依赖”问题，改革难就难在这里。第二，是台湾的技职类高校的高考导向。台湾职业学校的学生报考科技大学，700分总分中有 400分要求是操作技能考试分数，这就是导向的作用。第三是财政投入导向，目前台湾中等职业学校的生均经费投入仍然是普通高中学校的1.3-1.5倍。第四是台湾职业学校学生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和区域技能大赛，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学生可以免试、免考保送升学。另外，台湾职业学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家长会”的权力很大，职校校长是民选产生，“家长会”有重要话语权和投票权。但实际上，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家长的要求普遍偏重于升学，如果“家长会”能决定谁做校长，那么结果就是让把升学率说得最高的人出任校长；当然，这也有正面的作用，那就是可以把家长的资源进行整合，帮助学校开展教学与社会活动。客观地说，这种方式不能评说谁好谁坏，它是一种多元现象，是政策选择的不同、模式选择的不同。换句话说，我们既然已经选择将就业作为职业教育的导向，那就要打开我们的体系，开放我们的模式。

听马所长侃侃而谈，不知不觉已过中午十二点半，接他去开会的车已经停在楼下。采访到此不得不匆匆结束，但马所长还是利用最后几秒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职业教育开放的实际例证。那就是中央组织部培训中心在广西举办“中德合作管理培训项目”，马所长应邀为培训班学员讲课，接受培训的学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法制办、劳动厅、发改委、教育厅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马所长介绍说，这一项目是中德合作的干部培训项目，中方的实施机构是中组部培训中心。广西行动学习项目是中德合作项目之下的三年期子项目，执行办公室是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组织部。马所长说，把职业教育作为中德合作协议的干部培训项目，这是第一次，之前都是环境保护等公共性质的项目。也就是说，职业教育问题本身具有的公共性，已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